心空之人看起来当然空洞，心中无物，有何可格。
若夫，心存至理，穷极究元，当觉豁然开朗。
至若，心中只存生活琐事，物欲人非，若想以心学来言明一二，当属妄想。
程朱理学的理想人格是醇儒。醇儒气象给人的印象就是坚守内圣之学，循规蹈矩，四平八稳，动作周旋皆中礼。但王阳明的理想人格却不是醇儒，而是豪杰。
　　孟子说：“待文王而后兴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”就是说，一定要等待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后才奋发的，是平庸的人，至于豪杰之士，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，自己也能奋发有为。
　　王阳明说：“我在南都已前，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。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，信手行去，更不着些覆藏。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，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。”
　　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就是说，如果找不到“中行”的人为友，就与狂狷者交往。狂者敢做敢为，蔑俗轻规。没有狂，就没有突破常规的勇气，如王艮。“狷”的古语用法多是“狷介”，指清高自守，洁身自好，有所不为，不肯同流合污，如陶渊明、郑板桥等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。
　　程颐认为，“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。思狂狷尚可为，若乡愿则无说矣。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，便有些好处；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，便无可观矣"。
     “中行”就是完全合乎中庸之道，乃圣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，狂者太过，狷者不及。中行难求，退而求其次，狂狷就比较了不起了。钱穆认为中行就是兼有狂狷二者的长处，“后人舍狂猖而别求所谓中道，则误矣”。总之，在孔子和古今大儒们那里，狂者，志向远大，志存古道，意气风发，执著追求，不屈不移，不夺不悔；狂，是一种积极进取、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的精神形态。
　　狂者的对立面是乡愿。乡愿，通常解释为一乡的好人坏人都称之为好人的人，即好好先生，没原则的人，眼中只有利益而没有善恶之分、好人坏人之分的人。孔子认为，“乡人皆好之”的人不是好人，真正的好人是“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”（《论语．子路》）。可见孔子讲和谐宽容谦让恭敬，但绝不和稀泥当老好人，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黑白分明，决不含糊！孔子对乡愿极为反感，正言厉色地斥之为道德的盗贼（“乡愿，德之贼也。”《论语•子路》)，乡愿虚伪矫饰，言行不一。孟子说：“（这种乡愿，）要批评他，却举不出具体事来；要指责他，却又觉得没什么能指责的；和颓靡的习俗、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，平时似乎忠厚老实，行为似乎很廉洁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他也自认为不错，但是却不能同他一起学习尧舜之道，所以说是‘戕害道德的人’。孔子说过，要憎恶似是而非的东西：憎恶莠草，是怕它淆乱禾苗；憎恶歪才，是怕它淆乱了义；憎恶能说会道，是怕它淆乱信实；憎恶郑国音乐，是怕它淆乱雅乐；憎恶紫色，是怕它淆乱了大红色；憎恶乡原，是怕他淆乱了道德。”孔子自誓云：“宁为狂狷，无为乡愿。”
　　王阳明说，“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，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，故非之无举，刺之 无刺。然究其心，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，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，其心已破坏矣，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。狂者志存古人，一切纷嚣俗染，举不足以累其心，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，一克念即圣人矣。惟不克念，故阔略事情，而行常不掩。惟其不掩，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。”
　　程朱理学发展到后来，流于虚伪做作和陈式格套，王阳明另起“心学”炉灶，强调不依圣贤榜样和道理格式行事，一切全凭真心自得。如此唯“心”的哲学，在道德实践上自然会特别“狂”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狂者，虽有别于圣人，行为虽有病处，然心事光明超脱，比其它人格更接近圣人。圣人最高，狂者其次，狷者又其次，最坏的是乡愿。
王守仁认为他本人是一个“只信良知”的“狂者”。但他反省之后并不收敛，反认为过去还有点“乡愿的意思”，表示今后要做个只依良知而行的狂者。
　　王守仁“汲汲遑遑，若求亡子于道路，而不暇于暖席”，自比孔子，以夫子之道自任，热心救世，要用“良知”去唤醒人心。阳明门下弟子多具有这种“狂者胸次”，当时社会文化生活受心学影响，亦出现了自尊自信自立之气象。
　　在道德实践上，倡导“狂者胸次”与严格的道德自省并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。儒家及理学心学家都是能够虚心接受批评、勇于认真迁善改过的人。狂，非外在姿态的轻傲，更非胡作非为肆道忌惮，而是一种确信内在良知率性而行的心态的饱满。
　　对于乡愿，儒家及理学从来都是持批评态度的，抨击最力、论析最全的似属晚明东林派。东林人士曾深入考查分析乡愿产生的原因。顾宪成曰：“告子无善无不善一语，遂为千古异学之祖。得之以混世者，老氏也；得之以出世者，佛氏也；得之以欺世者，乡愿也”，又说：“无善无恶四字，就上面做将去，便是耽虚守寂的学问，弄成一个空局，释氏以之。从下面做将去，便是同流合污的学问，弄成一个顽局，乡愿以之”。狂狷是不坏心术者，乡愿是全坏心术者！乡愿产生的心性原因是过于自私自利。